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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成憲:教師是一個會帶給人收獲喜悅的職業
2017-11-01 09:11:20    杜成宪教授讲稿    阅读 5015次

在我的教師生涯行進在尾聲的時候,我爲自己當年選擇了教師職業而感到很欣慰。感到欣慰並不是因爲其他,而是因爲教師這個職業本身能給人帶來滿足。

 

葉聖陶先生曾經說過一個著名的比喻:“教育是農業,而不是工業。”意思是:工業是按規定的標准和工序,將原材料制造成産品;農業卻是將種子播到地裏,給它充分合適的條件(水、陽光、空氣、肥料等),讓它自己發芽生長、開花結果。教育的性質類似農業。

 

確實,如果把學生看成是種子,把我們所做的種種教育工作看成是給種子提供各種生長條件,這一過程本身也是充滿了魅力的。尤其是當種子開花結果的時候,會給我們這些“農夫”帶來莫大的喜悅。如,當一屆學生畢業時評你爲最受歡迎的老師;當學生寫出了不錯的論文發表還獲了獎;或者是他評上教授了,第一時間來告訴你;或者他帶著女友來說是“讓老師給瞧瞧”……所有這一切感受,不做教師就很難體會到。所以,教師是一個會帶給人收獲喜悅的職業,因爲學生是毫不吝啬的,就像種子不會辜負辛勤的農夫。

 

不知不覺自己已經成了一名老教師。回顧自己的成長,深感是學著我的老師的樣子走過來的。我想說說他們:

 

我的本科老師張惠芬教我們中國教育史,平時顯得有些文弱,每次來上課走到教室都會有點喘。但當她站上講台就像是變了個人,神采飛揚氣勢磅礴。讓我們領教了什麽叫“忘我”,什麽是在“講”課。要期末考試了,同學們纏著她希望不要閉卷考試。她答應了,但出了30道思考題,所有思考題書上找不到現成答案,要求每題用三五百字,必須有觀點、有典型的原始材料、有邏輯地做出回答提綱,要求獨立完成。這成了大學四年最痛苦也最有收獲的期末考試,也成了本科所有修讀課程中讀書最多的一門課,還讓我們知道了什麽是有效的考試評價和學習方式。

 

另一位本科老師陳桂生教的是馬列論教育,他是一位個性老師,能將馬列主義講得讓大家入迷。年逾八旬仍在出書著文。當年華東師範大學文科大樓有一道風景:每天早、中、晚都會看到陳老師手提一只熱水瓶從師大一村的家到樓裏辦公室讀書,風雨無阻年複一年。這像是個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迷。後來我們見識了作爲教師他的另一面。一次聯歡會,學生突然齊聲起哄:陳老師,花心!陳老師,花心!當時年屆七旬的陳老師大大方方上台,把周華健的《花心》唱得有板有眼。這就是一個既能走進學問又能走進學生的老師!陳老師對我們影響最深的一點是曆史地分析和認識問題。《史記》稱孔子“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這就是所謂“弟子三千,賢人七十”。陳老師說,這不可能!他以自己任教爲例,教了20多屆學生,總共不過1000多人。在現代班級授課制度下尚且如此,可以想見孔子的時代,是以個別教學爲主的狀況了。“文革”中批判孔子是“開學店”,哪裏是什麽人民教育家,理由是他收取學生學費——“束脩”。陳老師說,這很荒唐!束脩只是一把幹牛肉,根本不能讓孔子過上體面的生活。束脩只是一種拜師儀式。但問題是既無學費來源,學校如何維持?經費來自各國諸侯資助。憑什麽資助?學生成爲資本。

 

張瑞璠先生是更老一輩的老師,他給我們上的是選修課教育史專題研究。他說科學研究的進展往往産生于看似沒有問題的地方。“文革”期間他參與《新唐書》的校點,有一句話說楊貴妃姐妹地位顯赫,“皆有國色”。這句話看上去沒有問題,但有先生提出說明楊氏姐妹地位尊貴爲什麽要用“皆有國色”呢?有問題!果然查到在有的版本裏作“皆有國邑”,姐妹都封邑了,不是更能說明地位顯赫嗎?所以是更恰當的。還有,孔子爲什麽提出“有教無類”?通常的解釋是說,孔子適應了時代發展,適應了文化下移的趨勢,與他“舉賢才”的主張相一致。張先生認爲說得不夠到位。他認爲是反映了當時商品交換活動的活躍。孔子不是還有一段話嗎?——“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這不是典型的商品交換原則對教育的影響嗎?宋代理學家張載說過:“于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不就是張先生的寫照嗎?

 

再說說我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導師孫培青老師。記得我留校任教時他對我說過的一句話:你先要努力用三到五年時間站住講台!當我第一次上課,他和教研室全體老師來聽課,課後評課,老師們的批評毫不留情,弄得我面紅耳赤無地自容。臨近期末,他和老師們再次來聽課,好評連連,教研室主任還誇獎說以後可以不必再聽小杜的課了。我心裏是得意的:三五年?一年就站住了!其實,當時我是膚淺了。現在,直到快要離開這個講台時,我也不敢說已經站住了講台。越是站得久了,越是覺得要站住、站好講台並非易事。孫老師還做過一件事也讓我感佩不已。十年前,爲了配合校慶60周年,學校委托我們編首任校長孟憲承文集。孟校長是大家,民國時期就是頂尖學者,但他五六十年代的成果十分缺乏,不免是遺憾。這時孫老師對我們說,我把當年老師孟校長講課的筆記和指導我們編書的談話記錄都整理出來了,可以交你們整理出版。這使我們大喜過望!靜下來一想,孟校長的學術講話不僅記錄下來,而且經曆半個世紀各種災難,竟然保存下來了!實在是難以想象!這些筆記後來整理成40多萬字的一卷。孫老師的一句話,讓我體會了30年!孫老師的這件事,值得我一輩子記取。

 

這些更老的老師就像一面面鏡子,陪伴著、引導著我走到今天。在他們面前,我不敢稱老師,我只是個學生。這樣的老師、這樣的故事還很多。這是我們的財富,是我們的傳統,是我們的教育資源。

 

然而,我們今天又應當怎樣做教師?

 

一千多年前,韓愈有一個感慨:“師道之不傳也久矣!”一千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差不多也有類似的感歎。韓愈的應對舉措是重新提出師道。他將教師的職責概括爲“傳道,授業,解惑”,以之作爲是否符合師道的標准。所謂授業,相當于今之教書(教學),傳道、解惑相當于今之育人。在韓愈那裏,僅僅做到授業不能說已達到師道要求,而只有做到堅持道、業並舉,才是符合爲師之道的。實際上,既堅守以授業爲教師本職,又通過授業傳遞一定的社會價值,即教書育人,古今並無差異,今天並不過時,甚至中外也有同調。

 

95年前,美國教育家杜威來華講學,在《教育者的責任》的講演中他說到:教師不是把知識教給學生就算完事的,他一定要培養學生對學問的興趣和熱忱;對學生他要有利益一致的觀念,視學生的快樂爲自己的快樂,學生的進步爲自己的進步,由此而獲得職業的樂趣;教師不但要做學校的教師,還要做社會上一般人的教師、學生家屬的教師。如果中國的教師都能有此意識並身體力行,中國的前途就很有希望!杜威與韓愈似乎相當一致,杜威的話也像是對我們今天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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